這與美國遊戲場的發展有緊密的關係。Carla Pascoe 指出美國遊戲場在 1960 年代以後逐漸麥當勞化，主要動力是經濟發展與司法體系，包括福特式的生產、訴訟文化與消費者安全倡議等因素的共同形塑 [1]。戰後美國商業生產轉型，四間工廠壟斷遊具生產並追求利潤最大化，以生產線量產、配合郵寄的商品型錄。1970 年代隨訴訟文化普及，廠商為迴避訴訟，更積極追求安全的設計，限制使用的材料與鋪面，並繼英國、澳洲等國標準化安全規範，1981 年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局也出版公共遊戲安全手冊，要求廠商生產符合特定標準，討論如何限制兒童在公共空間中遊戲（Pascoe 2017）。這點影響台灣尤深。因國家安全標準（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，簡稱 CNS）為求檢驗精確，大量參考美國規格，來規範遊戲場的空間規劃、設備規格和場域鋪面，卻因而間接限制歐盟、澳洲、日本等國差異性高、設計多元的遊具進口。

CNS 原屬廠商自律，然因檢驗公司和消費者運動，演變為公部門的標準，落實在台灣的公園兒童遊戲場。1980 年代隨著遊戲場受傷事件受到報章重視，消費者運動更強勢介入公共遊戲場的安全檢驗議題。消保團體則將玩具和遊具納入兒童權利論述（孩子有安全遊戲的權利），並促成政府制定更全面且嚴格的法規。1992 年消基會抽檢 53 個台北市的公園與學校遊戲場，發現全部不合 CNS 要求，包括「地坪地板太硬、設施高度相對地板而言過高，再加上緩衝距離不夠，容易使兒童由攀爬梯跳下來，或由滑梯下滑時，碰撞地面而受傷」，另有施工品質不佳留下突起物、年久失修而「搖搖欲墜的鞦韆、以鐵絲固定的攀爬架」，在在「使兒童的快樂遊戲成為『危機四伏的冒險』」[2]，下方則常有流浪漢棲身 [3]。消基會強調應確立受傷責任歸屬、賠償事宜，建立有強制力的安全規範，才能確保兒童權益 [4]。在這些過程中，保障兒童權即為確保遊樂設施安全。2008 年立法院會議後，台北市政府著手檢驗各處遊戲場，主動拆除不合規範之遊具，置換為塑膠組合遊具。

在台灣，是由景觀工程業者與政府，共同促成台灣的罐頭遊具的普及。政府單位多以統一發包最低標的方式規畫整個公園；遊戲場僅是一項公共設施。建商則競價壓低成本，以低預算請遊具商處理。因此，在鋪好安全軟墊的基地上，放滿通過安全檢驗的組合式遊樂設施，政府眼中是完成一項服務兒童群體的公共工程設施，建商完成契約項目，廠商則聲明這是根據基地大小重新安排組裝、又符合安全檢驗的好玩遊戲場。

落成後的維護管理單位也支持這個安排。地方維管單位如區公所，基於「不做不錯」的想法，偏好採購邏輯單純的遊具。地方民意代表如里長常與維管者身分重疊，承擔每日維護工作，處理基地上受傷事件，因此要求簡單維護、耐受度高的設施。因此塑膠製、易得的組合遊具有利零件損耗時快速替換，高安全的設計降低使用者受傷進而對自己不滿（甚至提告）的風險。

換句話說，保證安全、容易取得的遊戲場，是各單位的最大公約數。建商與遊具業者、里長、政府規劃與維管單位，皆優先考量安全性。

有趣的是，以上金（經濟產業）與權（政府機關）力量，順理成章地共同形塑台灣公園遊戲場單一化的物理地景；但是照顧者（尤其媽媽）的想法卻缺席了。訴求高度安全的遊戲場也是家長與孩子需要的、想要的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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